金河配资什么是向心力？清代新疆各族人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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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整个朝廷上下，都在等待一支队伍的归来。

土尔扈特部是卫拉特蒙古的四大部落之一，最初生活在今新疆北部的塔城等地区。明朝末年，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一带。

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1771年初），心怀故国的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踏上归途，17万人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冲破沙俄军队的追赶拦截，历经严寒、疾病等艰难困苦，历时近八个月，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东归史诗。

▲实景剧《东归·印象》中展现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东归抵达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场景。江文耀摄。（图片来源：中国民族报）

提到清朝时期的新疆，总有人对清王朝历次平定叛乱津津乐道。其实，叛乱者是极少数，当时新疆各族首领和民众心向中央、维护国家统一才是主流，是大势。

从顺治三年（1646年）吐鲁番、哈密等部主动遣使朝贡，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百余年间，这样义无反顾的坚定选择一次次上演。正如哈密首领额贝都拉所言：“我诚附天朝，非迫而然也。”

▲清时期新疆地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心向中央：清代新疆各族的百年归心路

清代新疆各族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从主动归附到共守疆土，每一步行动都写满赤诚。

顺治初年，远在西域的哈密、吐鲁番两部就主动遣使进贡，率先与中央王朝建立政治联系。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哈密首领额贝都拉毅然率部归附清王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等人率众归顺清朝，为清朝后续统一新疆奠定了重要的民心基础。

乾隆年间，西域各族对清朝的向心力愈发凸显。乾隆十八年（1753年），卫拉特蒙古中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史称“三车凌”），厌倦部落纷争，带领数万部众投奔清朝，受到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与厚待。后来，杜尔伯特部也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乾隆十九年（1754年），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内，乾隆皇帝接见率部前来投奔的“三车凌”。《万树园赐宴图》生动描绘了当时热闹盛大的场景。（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而清代西域大地上最令人动容的归心壮举，当属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他们心怀故土，克服重重危难，以坚强的意志回归祖国怀抱，17万人至伊犁者“仅以半计”。

土尔扈特部东归让乾隆皇帝十分高兴，他对土尔扈特人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安排。渥巴锡也恪尽职守，尽心守土安民，用赤诚书写了一段历史佳话。

▲清代《万法归一图》屏。图绘在明净开阔的大殿内，乾隆皇帝身着朝服正襟危坐，他对面是包括年轻的渥巴锡在内的十位土尔扈特部首领。（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

当边疆遭遇分裂与外患之际，各族首领的向心力即刻化作了捍卫疆土的铁血行动，忠诚之心愈发可贵。

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积极投身平定准噶尔叛乱、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被乾隆皇帝盛赞“其心匪石，不可转移”；哈密七世回王伯锡尔与叛军浴血奋战，被俘后宁死不屈，后被叛军杀害，用生命践行了忠诚。

同一时期，土尔扈特部多次出兵抗击入侵的阿古柏势力，全力配合左宗棠收复新疆，用世代坚守，诠释了心向统一、矢志不渝的初心。

▲七世回王伯锡尔像。（图片来源：《新疆历史名人》）

（二）稳疆固心：清朝因地制宜的治理良方

清代新疆各族能始终心向中央，除却自身深厚的家国认同感之外，更得益于清朝贴合边疆实际、因地制宜的柔性治理策略。在既守住统一底线，又尊重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努力让各族百姓安居乐业、诚心归附。

政治施策：灵活建制，依法稳疆

清朝治疆恪守“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核心原则，以灵活施策筑牢治理根基。中央层面，制定《理藩院则例》，系统规范边疆民族事务；出台《回疆则例》，细化新疆地方治理条款，推动边疆治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地方治理上不搞“一刀切”，而是因俗而治。如乌鲁木齐等地实行与内地一致的府县制，拉近与内地的行政联结；哈密与吐鲁番两地、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等部族实行札萨克旗制（清朝在蒙古原有游牧体制上建立的受中央管理但有一定自治权和职位世袭特征的体制），赋予部族首领适度自治权；南疆八城沿用伯克制（清朝在南疆原有伯克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受清朝官员管理且职位不可世袭的制度）并派流官管理监督，施行精准治理；满洲、锡伯族驻地沿用八旗体制，契合本民族治理传统。

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于1884年在新疆推行行省制度，将新疆纳入内地行政体系，同时保留部分札萨克制传统。

▲《钦定理藩院则例》。（图片来源：新京报）

经济惠民：厚生利民，夯实民心

清廷深知，保障民生是维系向心力的重要根基，因而着力解决新疆各部族生计难题，让各族首领与民众切实感受到家国归属感。

杜尔伯特部三车凌归附时，部族物资匮乏、生活窘迫，清廷当即调集粮食、衣物、牲畜予以救济；土尔扈特部东归后处境艰难，清廷推行“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政策，调集物资、安排牧地，让历经磨难的部族真切感受到家国庇护的温暖。

清廷还积极促进新疆与内地物资互通，放宽贸易限制，便于民间互市。

清代文人纪晓岚曾亲见吐鲁番商民在乌鲁木齐市集自由往来售卖果品，实现安居乐业。此外，清廷对赴京朝觐的边疆首领也厚礼相待，维吾尔郡王霍集斯朝觐后主动请求长住北京，乾隆皇帝欣然应允，厚予资财、妥善安置，这份恩宠礼遇，深深打动了各族首领。

▲土尔扈特银印。（图片来源：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赵梅摄）

文化凝心：包容互鉴，联结情感

清朝注重通过人才培养、文化熏陶等方式，拉近与新疆各部族首领的距离。朝廷安排各族首领及其子弟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行走等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中央治理理念与制度文化，建立对中央王朝的深厚信任。

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哈密首领伯锡尔、土尔扈特汗布彦乌勒哲依图等人，都曾担任皇帝侍卫。此外，还有一些新疆头人获得在紫禁城骑马、赐穿黄马褂等殊荣。这些特殊礼遇，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忠诚，也为边疆治理储备了人才。

文化的交融也促进了新疆部族对清王朝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康熙朝时，当时还在伏尔加河畔游牧的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曾向清朝使者图里琛感慨：本部族服饰、文化与清朝相似，而“其俄罗斯国乃衣冠、言语不同之国”，为其后的东归埋下伏笔；末代哈密首领沙木胡索特精通汉语，闲暇之时“或吼秦腔，或唱京二黄，馆役皆闻之”，还自取汉名“西屏”，寓意“守护边疆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