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二年腊月初八，独龙岗气温已降到零点，祝家庄的更鼓声却敲得比往年更急。祝龙、祝虎、祝彪三兄弟站在女墙后眺望北面，他们担心的不是官军，而是隔着两条河的梁山泊。就在五日前，一只被偷走的红冠公鸡掀开了连环冲突的帷幕。
偷鸡的时迁已被祝家庄捉住，杨雄、石秀联名写信替他求情，却被当面撕毁。此举将体面人李应推向尴尬境地，也让梁山众头领的耳根再难清净。时迁原本只是一个小毛贼，却因这只鸡把三座山庄与梁山的命运死死绑在了一起。
山脚下，晁盖将信拍在案上，怒火腾起：“砍了这三个惹事的！”一句话惊得大厅鸦雀无声。晁盖想守住“替天行道”的招牌，不肯背上欺压良善的恶名。可宋江却轻轻捻着酒盏，话声不高却压住众人：“若此时让祝家庄笑我梁山无能，以后还有谁肯投奔？”短短一句，将矛头悄悄从“惹事者”引向“外敌”。
宋江深知梁山处境微妙。晁盖起义后，生辰纲换来的黄金已消耗大半，新招来的兄弟动辄上百口饭量，柴进也不可能无休止输血。梁山迫切需要新的粮道与物资，而祝家庄背靠丰饶良田、屯有军火，正好是现成的补给库。不打，缺口难填；一打，名声或许受损，但可以活命。
更关键的是，梁山内部权力格局正在摇摆。晁盖威望在前，宋江要想登顶就必须展示远胜前任的军事与谋划才能。一场高强度的围攻战，既能锤炼自己的“总教头”地位，又能收拢杨雄、石秀这类新投人心。胜了，威信倍增；败了，晁盖承压。此等胜负结构，本就符合宋江的利益最大化逻辑。
他向众人列出四点出兵理由：报辱、雪耻、筹粮、纳贤。表面看滴水不漏，实际上第一条已偷梁换柱。真正“辱”梁山的，是时迁扯虎皮、假借大旗行窃，而非祝家庄的自卫反击。但在战马嘶鸣的气氛中，没有人去细想逻辑，大多数兄弟只听见了“咽不下这口气”。
另一方面，宋江对李应的身家来历如数家珍。李家庄富甲一方，又掌控数百精壮乡兵，若能把“病大虫”收上山，既削弱祝家庄，又添羽翼。于是，第二封措辞激烈的檄文很快飞到祝家庄，里面却藏着两层暗箭：一是逼祝家庄硬扛；二是让李应无路可退，只好与梁山联手。
战事爆发前夜，吴用悄悄对宋江低语：“此战需速决，拖久了，朝廷援兵可能南下。”宋江微微颔首，“三日破庄，否则我自行请罪。”一句“请罪”如钩，众人纷纷表态愿押宝于新任大当家。就这样，梁山首次由宋江亲自调兵遣将的大规模进攻，在冷月下拉开。
头两攻不顺，梁山折兵数百。祝家庄地形复杂，庄墙外护庄木蒿密布，火攻、水攻皆未奏效。有人开始嘀咕：“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家？”宋江稳住军心，连夜召见张顺、阮氏三雄，安排水陆并进，从河汊潜入，内外夹击。第三回合，梁山举火纵烧外栅，水军断堤放水，祝氏兄弟被迫分兵。以逸待劳的步军趁势破门，如此才收得全胜。
胜利的代价惨重。祝家庄化为灰烬，扈家庄也未幸免，扈家兄妹生死各异。村野百姓被裹挟后，或亡命他乡，或被迫随梁山走上险途。这一幕成为梁山从“绿林义气”向“用兵筹饷”彻底转型的分水岭——道义让位于生存，声名被现实的刀锋重新雕刻。
战罢，宋江设宴犒赏三军，把酒敬给新降的李应，也亲手松了时迁的绑绳。杨雄、石秀见状，对他几乎顶礼膜拜。晁盖沉默地坐在上首，握杯不语，周围却响起连片的喝彩。那一夜，梁山草莽们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众星捧月”。
值得一提的是，宋江随后下令将祝家庄存粮、公马按照“上缴公库七成、弟兄均分三成”的比例分配。这种半赏半统制的手段，让头领们对“公明哥哥”心悦诚服，却也悄悄把山寨财政捏进了自己的掌心。
攻下祝家庄后，梁山名声更响，同时也惹来周边乡寨的戒心。可当桃花山、登云山头领听说“宋公明势大恩广”，面对朝廷追剿的压力，他们终究选择了合流。如此滚雪球般，梁山在短短一年内由百余人扩张到数千人马，宋江的战略意图得以兑现。
回头细思，宋江明知此战不符“替天行道”的原旨，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其核心逻辑无非三点：活命的粮草、摄服人心的武威、巩固自身话语权。道义固然重要，但在群雄并起的北宋末年，生存才是第一要义，权力是第二要义，而道义往往被排在第三位。祝家庄，不过是这盘棋里的一颗被舍弃的白子。
此役后，梁山真正成了一支颇具雏形的地方武装，宋江也完成了从“山东及时雨”到“梁山总司令”的蜕变。至此，江湖里再无人敢小觑那个面黑心红的押司；然而，这把以祝家庄为引信点燃的火，终将在更大的天地里继续蔓延，直至烧到宋江自己难以应对的高墙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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